我和孟和教授的结缘与认识的经历，是我对中医事业的认知经历，也是泉州市正骨医院走向发展的经历。近十年来，一个毕业于西医院校，受西方医学影像较深的人能够接受和学习传统医学并且大胆地进行传统与现代医学结合的探索和实践，并作出一些成绩。在这一过程中，给我影响最深的就是孟和教授，这是我一生中一个求索的过程。
　　一、追求孟和学术思想的日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从西医院校毕业后就从事外科和骨科工作，因而让我有机会了解骨科技术的进步过程。八十年代开始，西方骨科技术取得了质的飞跃。切开解剖对位，颠覆有限复位;加压钢板内固定，取代了传统夹板外固定与普通钢板内固定，加压髓内针取代了传统的V型针和梅花针。在加压内固定技术广为流传的同时，弹性固定的技术，特别是外固定技术也逐渐被中国的骨科医生们了解，伊利扎诺夫架，AO支架，巴氏架等外固定支架应用日益广泛。这些技术对于长啊其浸淫于骨科技术的人拉斯或无疑是一剂兴奋剂，对于初入门的我更是感到极大的兴趣，几乎是不加考虑的全盘接受。
　　食物具有两重性，技术亦然，因而先进技术本身就是双刃剑，人们在认识它有利一面的同时，也发现了它们的不足，比如术中的创伤导致血循环的改变，因而出现愈合延期或不愈合，由于异物的存在导致应力吸收等弊端时有出现。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倒上海长征医院骨科进修，当时上海骨科技术环境显得宽松、包容，突出中西医并重的氛围，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种新的理念和新的技术境界，我在这一技术环境中倘佯，大部分医院都接受加压内固定技术，也有坚持中西医结合的医院如瑞金医院，还有以中医为主的龙华医院、岳阳医院、曙光医院等。我在长征医院时，他们不接受加压内固定技术，指导老师偏重的技术是手法整复，石膏或夹板固定和牵引技术，这种学术理念和思维影响了我对骨科技术的认识，使我能站在更高、更开阔、更细致的角度来观察医学和思考医学技术的双重性，也使我关注如何避免在治疗过程中给病人带来新的痛苦。
　　我对中医的认识，应是在儿时看中医吃中药的感受，这种认识是模糊的甚至是一种痛苦的回忆，从医以后，尤其是医学的利民性，促使我去探索中医事业的合理性和中医的出路。向中医学习原不是我的人生职业规划、更不是我的崇高理想，也不是响应号召。但是中医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历史的、客观的，这就是我对中医感兴趣的萌发因素之一。在长征医院进修时，带着这种萌动因素，利用休息时间先后到过瑞金医院骨伤研究所、龙华医院、岳阳医院、曙光医院去寻经探宝，观察老师们在诊疗过程中的一切技术细节。这使得我这样受过西医传统训练的人感受到另一种技术层次，它的技术特征是中医的，但又有别于传统中医，这是我对中西医结合的第一次认识。让我对中医萌动的另一个因素是我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中西结合骨伤科做得最好的是天津骨科医院。凑巧，一次我在书店中买到一本书由天津骨科医院编著的《临床骨科学》创伤分册，虽然此类文章也读过，但内容如此详尽、系统实属少见。特别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各种加压垫的大小、位置和量化后的捆扎力度都有详细论述，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力学原理在中医骨伤系统的临床运用，从这本书和一些文章中我认识了孟和这个名字，也是从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寻找孟和的不平凡过程。
　　从上海长征医院进修结束后回院，我开始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来，尤其是一些基础的中医骨伤的整复手法，夹板固定技术及骨关节损伤的相关治疗技术，如推拿、针灸、外用药、手法治疗及康复保健等。但在实际应用中，却有许多不如意，也存在许多疑虑，比如加压的力度掌控、水肿、水泡、缺血性挛缩等并发症处理。这时我从一位曾经在天津骨科医院工作过的老师了解到孟和教授正致力于这项工作，因此很想找机会拜孟老为师，在随后的四、五年中，我一直在寻找机会与孟和教授认识，只要出差北京，都到天津去碰碰运气，但都不能如愿，不是外出开会、出差，就是出国，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获知他已调到中医科学院骨伤研究所，听到这一消息，我感到格外高兴，因为求见孟教授的机会远比在天津要容易得多。随即我在文献中了解到支力架结合小夹板治疗骨干骨折的应用，以及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等。大约在93年，我再次到北京，特赶到中医骨伤研究所，虽然没有找到孟和教授，但第一次在照片中认识了孟和教授。直到第三次去中医骨伤研究所时，看到了一个大的玻璃框架内，拜访了各种各样的孟氏固定支架。但仍然没有见到孟和教授。几度寻访不成功，我先后学习了夏和桃的组合式外固定架、李起鸿的半环架、于仲嘉的单边架。但是我把学习孟氏支架当成我不懈的追求，因为孟氏支架不是舶来品，而是从生物力学角度出发，集整复、固定等方面组成的一个系统的技术组合，同时也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人的学术体系，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完美结合的产物。
　　一九九七年除我从西医综合医院调到泉州市正骨医院，这是一家具有传统中医特色的专科医院，由于体制和人才因素，这家医院发展迟缓，人们的思想禁锢。部分医生认为医院是中医界“硕果仅存”的骨伤专科医院，思想混乱，技术滞后，面对存在的困难，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既要保持中医骨伤专科特色，又要振兴它，着力点在什么地方，非常需要有人来指点，当我获知山东文登正骨医院和辽宁海城正骨医院都得到过孟和教授的技术指导后，更加坚定了我寻找孟和教授的决心，这时寻找孟和教授也从个人的愿望转变成医院中兴的需要。因此我又专程到北京寻找孟和教授，不巧又出国了!2002年一次全国性会议的通知函中，讲学的教授名单中看到了孟和教授，我立即动身去了北京，终于见到了孟和教授，聆听完他的学术讲座后，我几乎是用跑步的速度迎上前去邀请他到我宿舍谈谈，他欣然答应，他那豁达、平易近人的风采感染了我。交谈中，我把医院的情况告诉了他，谈了管理问题，也谈了技术问题，谈到纯中医问题，也谈了中西结合的方向问题，孟老侃侃而谈，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深深地打动了我，因此，我发出了邀请，让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泉州看看，给医院开个药方、指引方向，他说短期内不能来院指导工作，但从我的谈话中，针对中医骨伤科提出二点工作意见。一是培养专业的整复人才;二是开展骨伤科微创技术。他说，创伤骨科的一切技术的基础是整复，中医骨伤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微创技术。其后，孟老果然拨冗来到了我们医院，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强化了整复技术的培训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开展了微创技术。迅速地改变了中医骨伤科的滞后状态。现在骨伤科已成为福建省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也是全国农村中医适宜技术建设项目。经过几年的努力，孟和的学术思想有效地带动了医院的发展。
　　二、孟和教授对中医文化发展的贡献
　　文化是多元的。文化是在相应历史条件下社会生产活动的产物，文化是由单位文化构成的，由单位文化的相互交叉、渗透、融合，成为社会文化。任何文化都是由底层文化向高层文化演变的，这种演变就是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对事物认知的理论升华。因此文化层次越高，其社会化程度就越高。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多源的原生态文化元素组成的，它集合了长江、辽河、珠江、闽越等流域多部落、多民族的单位文化形成的。同时跟随着社会进步与发展逐渐显示出独特的文化特征。
　　接触孟和教授不久后，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中西医结合，也开始找到了中医现代化的灵感，这种灵感源自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我认为，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别可表现在它的思维方式不同，文字结构不同可略见一斑;近代医学工作者对于脑的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形象”信息，进行形象思维;左半球主要处理“语言”信息，进行逻辑思维。因此从中西方文字的差异上就可以识别文化差异。汉字是方块字，既表音、还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相互俩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工具，这就是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的文化特征。而西方文字是字母文字，纯粹只表音，文字符号与形象不存在联系;形成了西方人善于“语言思维”的特点。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种思维特点导致人们认识事物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而语言思维却具有精确性，这种思维的特点是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存的。中国传统医学就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如八纲中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在逻辑上是严密的、辩证的、模糊的，形象性、比喻性却强，说明传统医学重于实践，理论生化依靠个体的感受、反省、体验和觉悟。一部《黄帝内经》囊括了古代先贤的医学、养生、伦理、心理等学科内容，包罗万象，概念模糊。西方医学侧重于局部细微结构的解剖与探求，注重理论推导，严密性和思辨性见长，概念明确。显示了科学和技术的自然协调与结合，因此，西方医学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针对性和概括性强。他们的学术著作是分门别类的。如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安德烈亚斯维萨留斯的《人体解剖学》。接受孟和学术思想以后，我认识到我国的许多科学文化技术技术工作者已经认识到民族文化优越性和局限性，只要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优秀文化的根源，又克服了局限性。中国的科技文化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孟和教授的学术思想就是这种潜在价值的觉醒。因此，我认为孟和学术思想包括一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在中西方医学经典的基础上，遵循客观规律，沿着历史发展脉络进行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二是在中医药文化基础上注重吸纳近现代西方医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和积极元素来创新中医骨伤技术。三是西方医学中国化，即用西医的理论指导中医的实践医学，注重中西方医学思想交流和碰撞，催生中医理论新体系。鉴于以上原因，我认为在中医现代化进程中，孟和教授是代表，是典范。
　　以上观点是我在遵循和运用孟和学术思想过程中的切身体会。我认为科学技术不是单一的，它和文化一样是多元的，是可交叉的，融合的，关键是在实践中采取什么态度，泉州市正骨医院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学习和运用孟和的学术思想，促进了医院的学术进步，加快了医院现代化建设，这本书就是对孟和学术思想实践的总结和理论升华。